“写意”的核心在“意”不在“写”

 高天民

写意是中国艺术的核心和灵魂，在几千年的发展中形成了自己完整的艺术表现体系和评价体系。但更重要的是，写意体现的是一种中国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。

但是 20 世纪以来，在西方科学美术的挤迫下，中国传统写意的观念被认为不科学而受到批判。尤其是 20 世纪后半期，这种趋向日益严重，民族虚无主义由此而生。特别是西方式院校教育机制的形成与独大，将传统艺术教育空间挤压殆尽，培养出一代代秉持西方思想的艺术家。这两方面因素与70 年代末市场因素的合流，把“科学美术”推上了快车道，以致自那时以来的中国美术界西方主义盛行，技术主义泛滥，拜金主义肆虐，使中国美术在看似真实的表象下实则严重脱离生活，作品形式丰富却无“意”可写，制作看似精致却不感人。写意观念正是针对此而提出的，它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美术一个新的拐点，将对中国美术的未来产生深远影响。

“写”和“意”是两个不同层面的东西。中国传统书画同源，这与中国的书写工具相关联， “写”即指书写，转义为呈现、表达。汉之前用“ 书”不用“写”，之后二字相通，由此也说明这一点。需注意的是，在 古 文 字中，“写”通“泻”，故有抒写一说，意为抒发、表达。“意”即人的思想感情、意愿、意图、态度等。因此，当“写”和“意”组成“写意”一词后，其语言结构就十分明显：“写”是方法，是语言，是手段，是过程；“意”是目的，是结果。所以，“写”本身不是目的，“写”的目的在于“达意”。

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。《周易·系辞上》有一个著名的说法：“子曰：‘书不尽言，言不尽意。’然则圣人之意，其不可见乎？子曰：‘圣人立象以尽意……’”庄子也有“言者所以在意，得意而忘言”的表述。学者王弼在其注疏中做了进一步解释：“夫象者，出意者也。言者，明象者也。尽意莫若象，尽象莫若言。言生于象，故可寻言以观象；象生于意，故可寻象以观意。意以象尽，象以言著。故言者所以明象，得象而忘言；象者，所以存意，得意而忘象。”由此可见，中国传统艺术中十分重视“意”的表达——先有“意”而后“立象”，而“立象”的目的就在于“尽意”，因而可以“得意而忘象”。所以，就写意而言，其核心在“意”不在“写”。因为写意不是一种手法、形态、样式，而是一种观念，即“意”的表达。故“意在笔先”。

从中国美术的历史来看，传统中国画之“意”包含了几个层面的含义：1. 社会人文之意。从中国进入阶级社会之后，美术就与“礼”建立了密切的联系，美术在履行着实用功能的同时，也被赋予了教化的意义。据《尚书》“益稷”中的记载，美术的教化意义最初体现在服装之中，通过殷商的政教合一，至春秋战国时代已明确了美术的教化功能。最终形成唐张彦远的“夫画者，成教化，助人伦，穷神变，测幽微”的著名论断。2.自然人文之意。在中国传统绘画中，自然山川并非死物，而是充满了人文含义，其中蕴含了人的情感和形象的投射。故无论山、水、树、石都是有精神、人格和风骨的。就像郭熙在《林泉高致》中所言， “大山堂堂，为众山之主”“水，活物也”“石者，天地之骨也”“水者，天地之血也”。所以在自然风物中都折射了人的精神与存在。3.自由意志之意。文人画的兴起开启了艺术家自由意志之表达。宋人就已经提出了“挥纤毫之笔，则万类由心”（宋韩拙语）的观点。这种观点通过元代画家，特别是倪云林“逸笔草草，不求形似”的自由表现，至清石涛而达极致。故石涛从“一画”出发明确了“我”的独立性和价值，因此他说：“夫画者，从于心者也。”即有什么样的“心”才有什么样的画。

唐代王洽创大写意画，至宋已经成熟。这一传统被文人画接受过来，成为文人雅士直抒胸臆的一种特有方式。于是，写意就与文人画紧密联系在一起了，而且也被固定为一种“泼”“写”的表现方法。然而，从广义的概念说，写意并非文人或文人画所独有，也并非仅以“泼”“写”为表现手法或方式。张璪提出的“外师造化，中得心源”的著名论断表明，艺术必须有感而发，有“意”可写。这才是“写意”的真意。没有真实的情感，没有发自内心的真切体悟，艺术作品就既不能感动自己更不可能感动别人。因此我们说，“写意”的核心在“意”不在“写”。

但是，“意”有种种，或“意”有层次、高低、雅俗、正邪之分。正像人们已经看到的那样，意有“内意”“外意”之别，二者互有联系但又大为不同。但“意”更重要的方面还在于“大意”与“小意”之别。所以，“写意”的关键不仅在于是否有意可写，更在于写什么“意”。

艺术的本质就在于展示出艺术家的个性和独创力。所以，每位艺术家都会在其作品中展现出其个性的一面，就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脾气一样，由此我们可以称之为“一人一品”。然而，艺术并没有就此止步，艺术除向人的内心挖掘外，还要去探索世界，去探索人与世界的关系。因此，开启物的自在，揭示自然的规律，也成为艺术的重要内容。这也是意之“内意”与“外意”之别。而“内意”与“外意”之融合构成了人与自然的关系。这是传统的文人画所要表达的一种超越之意。然而，人的社会属性使之不可能总是超然于物（世）外，特别是近代以来世界的变化区别了传统之意与现代之意，使得公共之意与私密之意拉开了距离，因此，个人之意与民族之意和时代之意的问题摆在了每个人的面前。延安木刻之所以在“国统区”一展出就引起了人们的赞美与关注，就在于其中所写之“意”乃民族之“大意”、时代之“大意”，即中华民族由传统向现代转型之意。由此才使徐悲鸿发自内心地断言“古元乃是他日国际比赛中之一位选手，而他必将为中国取得光荣的”。这种家国情怀与天下观的展现显然已超越了个人的小我之意，而与中国传统文人的担当意识建立了联系，这也是一种时代精神和中国美术现代性的体现。当代中国美术无意可写，而纠缠于物象的真实和形式的翻新的现象，不正值得我们深思嘛！

（文章来源：《中国美术报》2016 年1月11日）